來自西方的亮光

第一次閉關結束後那幾年，由於我的行程排得滿滿的，因此沒什麼時間去注意神經科學及認知研究 (cognitive research) 相關領域的新發展，或充分瞭解已進入主流研究的物理學新發現。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一九九八年成為我生命中的一個轉捩點。那時，我哥哥措尼仁波切原本安排好到北美講學，但他無法前去，於是我被指派代他前去。這是我策一次遠到西方訪問，那年我廿三歲，不過，搭機前往紐約時，我萬萬沒有料到，此行所遇見的人將會對我未來多年的思考方向產生重大的影響。

他們慷慨撥出時間，還提供給我堆積如山的書籍、論文、DVD和錄影帶，為我介紹現代物理學的概念及神經科學、認知與行為科學研究的最新發展。我非常興奮，因為關於佛法修持成效的科學研究已經如此豐富且深入，最重要的是，像我這樣沒有受過專業科學訓練的人也都能夠理解。而且，由於我當時的英文程度並不好，所以對於那些付出許多時間，用我能理解的字眼來解釋這些知識的人，我倍加感激。比如說，藏文中並沒有「細胞 (cell)」「神經元 (neuron) 」或「脫氧核糖核酸 (DNA) 」這類名詞，他們翻來覆去地用盡所有可能的字眼幫助我理解這些觀念，很像一場複雜的語言大混戰，所以經常都以捧腹大笑收場。

當我忙於進出閉關學習之際，我的朋友法蘭西斯寇。斐瑞拉一直都在幫助達賴喇嘛安排現代科學家與佛教僧人、學者之間的對談。這些對談後來逐漸發展為一系列的「心與生命學會」研討會。在研討會中，現代科學及佛學研究各領域的專家們聚在一起，交換對心的本性和作用的見解。我很幸運能夠參加二 O O三年三月在印度達蘭莎拉及二○○三年在美國麻州劍橋的麻省理工學院所學行的兩次研討會。

在達蘭莎拉舉行的那次研討會中，我學到很多關於心的生物機制的知識。但是直到麻省理工學院那次研討會時，我才開始考慮要如何將自己修學多年的心得，介紹給那些對佛法修持持或現代科學的複雜性可能不熟悉的人。麻省理工學院那次研討會的重點是，佛教探討「經驗」的內審方法和現代科學客觀方法之間的相關牲。

事實上，隨著麻省理工學院這場研討會的進行，問題開始浮現了：將佛教和西
方研究方法給合在一起會出現什麼情況呢？把受過如何詳細描述個人主觀經驗的人所提供的訊息，和能測量腦部活動細微變化的機器所提供的客觀數據給合起來，我們可能學到什麼？佛法修持的內審方法能夠提供西方科技研究無法提供的訊息嗎？臨床研究的客觀觀察又能提供佛法修持者什麼呢？

研討會給束後，興會的佛教界人士與西方科學成員一致認同，尋求合作的方式
不僅雙方都能獲得極大利益，這種合作本身也代表改善人類生命品質的一大契機。麻省理工學院分子生物學教授兼基因研究中心懷賀學院院長 (Whitehead Institute / MIT Center) 艾瑞克．藍德博士 (Eric S. Lander, Pd.D.) 在閉幕演說中指出，佛法修持強調如何讓心達到更高層次的覺性，現代科學卻只是把重點放在如何讓精神病患回復到正常狀態。

「為什麼停留在那裡？」他問聽眾，「為什麼我們只滿足於沒有精神病？為何不
不追求更健康、更美好的境界？」

藍德博士的問題讓我認真思考如何創造一種方式，讓人們有機會將佛法和現代科學合作所得到的啟示，連用在日常生活所面對的難題。就如同閉關第一年我由困頓中學習到，單靠理論上的瞭解並不足以克服製造日常生活各種傷痛和煩惱的心理與生理習性; 透過修持，將理論付諸實行才能真正轉化。

我深深感謝我的佛法老師們，他們在我早年修學期間教導我如此深奧的哲學見解和實際運用方法。我也同樣感謝那些慷慨付出時間、精力的科學家們，因為他們
將對西方人來說唾手可得的科學知識，以我能夠理解的語言幫助我學習；我也非常感激他們透過廣泛的實驗研究，證實佛法修持的效果。

我們幸運地生活在人類歷史上的這個獨特時代，西方科學家與佛教科學家通力合作，為全人類提供達到超乎想像安好境界的可能方法！我撰寫本書的目的，即是希望每位讀者都能認識運用這種卓越合作所得到的實際利益，進而將自己的潛能完全體現出來。

提供： 佛哲書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