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漢學家李約瑟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一書中指出，中國的四大發明通過阿拉伯人傳到歐洲後，對歐洲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從而影響了人類的進程。反觀四大發明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所起的作用，令我感到十分沉重。指南針的主要使用者是風水先生，羅盤便成了他們測量人禍福的神秘武器；三國時代發明的火藥，儘管從宋代開始已應用於軍事，但因為技術不佳，其在軍事上的實用性並不高，主要還是用來製作煙花和炮仗，供人們娛樂；更可惜的是，北宋時期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並未對中國的學術進步帶來實質影響；還有，日本人的和服來自唐朝的漢民族服裝，形似中國出家人穿的海青，被不少國人當成是落後的象徵，而在世人心目中則成為日本民族的國粹；約在公元六世紀，花道和茶道伴隨着大唐文明、佛教文化傳入日本，成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傳統藝術，而對不少國人來說，一心只想生財之道，哪有閒情逸志去品茶論道。 同樣，敦煌莫高窟因其藏書之豐富、文獻資料之珍貴、壁畫之精美和藝術之輝煌而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然而又有多少國人真正了解敦煌、熱心敦煌藝術，並為之而獻身？發展經濟本身無可厚非，但為了經濟效益而忙得無暇更無心顧及自己老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產，造成今天牆內開花牆外香的尷尬局面，即祖先們千辛萬苦創下的珍貴文化遺產反而在國外受到重視，其內在的能量得到充分發揮，不僅推動了他國文明的進程，有的甚至被看成他國的國粹，國人還把這些東西作為舶來品引進。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哀！是誰趕走了中國古代文明？這一問題值得每一位中國人深思。
常沙娜教授早前應邀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辦了兩場關於敦煌壁裝飾藝術的講座，亦展出了臨摹壁畫裝飾圖案的手稿。常教授十多歲就隨有「敦煌之父」之稱的父親常書鴻先生移居到敦煌，自小喜歡畫畫的她就常常跟隨大人們一起臨摹壁畫，五十年代從美國留學回來後在中國工藝美術學院教學，受到研究裝飾圖案的學者雷圭元先生的薰陶，始對圖案學產生興趣。常教授想起敦煌的研究多著重壁畫的內容，畫上的裝飾其實亦非常珍貴，可是一直為人所忽略。 重現敦煌藝術 研究敦煌裝飾藝術，要有銳利的眼光和細緻的觀察，還要懂臨摹的技巧，熟悉用色及構圖，才能重現壁畫的本來面目。古時繪畫用的是礦物顏料，現在摹寫時多用廣告彩代替。常教授的摹本仍能表現出壁畫的本色，歸功於她少年時跟隨父親臨摹壁畫的苦功，壁畫的用色早已記在腦海之中，故現在就算用廣告彩亦能一調就調出壁畫的原色。 很多裝飾圖案都散佈於壁畫的不同角落，如地毯、服飾及建築構件之上，而且多是零碎的。要將圖案復原，先要了解設計的規律才能連結起圖案上缺少了的環節，還要準確的配搭顏色。他們的工作像考古學家一般，要以一點點分散線索去綜合復原。每個看上去很簡單的圖案，其實都花了學者們不少的心血。 教授稱，整理好的圖案在摹模及印刷時可能令顏色較鮮艷，但色調的配搭仍符合唐代的風格。如唐代聯珠對鳥紋圖案，教授說：「這是波斯薩珊王朝流行的圖案，隨絲路的商旅傳到中國而流行於唐朝。這些圖案都是極珍貴的設計素材，若運用在今日的設計上仍絕不過時。至少比照抄西方不見經傳的呆板圖案好得多。」 傳統與現代結合 敦煌的裝飾藝術還為常教授跟林徽因先生帶來了一段緣份。「從美國回來後，林先生找我一起設計景泰藍器物上的裝飾圖案，她跟梁先生都想將傳統的東西跟現代的設計結合。景泰藍當時面臨失傳，林先生想將唐代的設計，結合現代生活的需要去做成日用品。結果作品大受歡迎，還被選為外交禮物。」常教授經常引用魯迅那句「越是傳統的，越是世界的」。認為有傳統的基礎就有內涵，設計什麼都好辦。教授其後亦參與了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天花藻井的設計，以唐代的圖案配合現代建築。 常教授的設計總不忘融入傳統文化要素，這是因為父親曾提醒她：「你研究了這麼長時間的敦煌藝術，比較熟悉敦煌，現在又正好教授圖案設計，正是好機會去將敦煌的東西整理、研究，不要忘了自己是敦煌人。」教授解釋「敦煌人」是一個形象，「因為敦煌是中國傳統的代表，背後的含義是不要忘記我們的傳統！」 「新唐裝」與「真唐裝」 談到傳統文化傳承的問題，常教授感到有點灰心：「中國現在不關注傳統，總是要洋的東西。北京很多的建築現在都是用希臘羅馬的柱子，可是做得太假，也不花心思去研究。我們自己有好東西為什麼不去研究？」比如傳統服裝的發展，「不是說男士今天還要穿長袍，是要創新，但是在傳統的基礎上創新。你沒有傳統、沒有基礎，空中樓閣是不成的！女士穿大袖子的唐代衣服確是極漂亮，絕對可用來做結婚時的禮服。」 現在年輕人接觸傳統的東西太少，資訊雖然又多又快，但內容大都是外國的。就是因為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如此缺乏，近年才會弄出那四不像的「新唐裝」。看過敦煌壁畫上華麗又典雅的「真唐裝」，「新唐裝」確實令人不堪入目。 「現在是一個歷史的新階段，過去我們太封閉，改革開放後一接觸外國的東西就覺得很新鮮，特別是年輕人總是向外國學，卻忘了自己的傳統。」現在內地的設計學院都不太注重基本訓練，總以為用電腦就行。常教授的教學很重視基本功，如圖案基礎的訓練，現在沒有了，她很擔心這些藝術將從此消失。 保護文化遺產需要研究發揚 只著重呼籲大眾去保護文化遺產，但沒人去研究、發揚，只會令真正懂得這些文化的人愈來愈少，文化遺產亦只剩下一個空殼。「中國不是沒有人才，只是人才不往這方面發展。問題在於教育方面，年輕一代對這些東西都不感興趣，要他們花很多心血去研完、臨摹卻又賺不到錢，有誰願意去做？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可幸的是，教授在香港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志蓮淨苑的法師們近年嘗試將敦煌圖案加入到蘇州刺繡的設計之中，早前請她專程來港給予意見。「我很佩服那位師傅。志蓮的建築以敦煌壁畫為原型，再結合梁思成先生對唐代建築的研究，實現了完整重現唐代寺院的宏願。內地有不少古建築，但想不到香港有志蓮淨苑這麼一座漂亮而完整的唐代建築，令我很吃驚！」 傳統文化的研究和發揚正是最需要有這種對傳統文化一絲不苟的承擔。 佛陀未出家之前，就是悉達多太子。 年輕的太子過著非常幸福的日子。在《中阿含經．大品柔軟經》裏佛陀曾經向比丘們說到年輕時候的生活，在宮裏面過著非常幸福的日子。宮裏面有池塘，裏面有美麗的蓮花，房間裏時常飄逸著檀香，自己身上穿的是最上等的帛布，身邊有眾多隨從，前呼後擁。王宮總共有三處，分別作為冬、夏、春三時的行宮，夏天雨季時，就躲在宮殿裏面，以眾多歌舞取樂。別人都是吃糠米，太子的奴僕卻是糠米拌肉來吃，太子想到哪裏，都隨時有人隨身伺候著。宮裏面永遠有不停止的歌舞伎樂，不斷讓他來享受。 但悉達多太子並不快樂，他對人生總是充滿疑團。淨飯王為了避免太子有出家的念頭，所以致力於滿足他的物質享受，但這卻無法讓悉達多太子快樂起來。太子對世間的一切仍然充滿了疑惑，特別是對生命有著深刻感悟。《佛本行集經》卷十二就記載，太子在十四、五歲時，有一天看見牛群拖犁耕田，牛隻顯得疲累，遭到農夫不時的鞭打，但是鞭打的人卻身體日曬，身上也沾滿了塵土。田中翻起的泥土，出現了許多小蟲，遭到許多小鳥爭食，隨後鳥兒們又被老鷹叼走。一連串的殘酷的景象，讓太子感到悲哀，這世間實在太苦了！難道生命就只能活在生老病死所糾結的痛苦當中嗎？太子因此常常陷入沉思當中。 太子這種情況，當然讓淨飯王感到非常擔心，決定在他十九歲那年迎娶美麗的表妹耶輸陀羅來做太子妃。意圖就是要以美貌妻子讓太子能夠開心起來。後來耶輸陀羅為太子生下一個可愛的兒子，就是羅睺羅。太子有了美麗的妃子，也有了可以倚靠的後代，有權有勢，國王行將年老，王位又等待他來繼承，人生美滿至此，還有什麼好期待的？ 但是，太子還是放下一切，出家去了。 （九） 「苦、集、滅、道」是佛教的四聖諦和基本教理。日常生活中，它也是讓我們理性地去解決各種問題的一個途徑。「苦」反映了問題的出現，為我們帶來了麻煩或苦惱。「集」是找出問題的根源或癥結所在。「滅」則是對症下藥，找出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或對策。「道」是落實解決問題的方法，讓它以後不再發生。這裏且舉兩個香港人較熟悉的例子，略作說明。 2003年的春天，沙士肆虐，香港市民吃了不少苦頭。染病的市民固然是身心受創；有些苦主至今仍未能完全平復當年的悲情。一般市民當時亦是誠惶誠恐，經受了不少心苦。可幸的是：香港大學醫學院袁國勇、裴偉士等科研工作者，經過日以繼夜的努力，成功找出了非冠狀病毒這個病源和它傳播的媒介；是為「集」。科學家們又發現：對治這個可怕的傳染病的最有效方法是隔離。淘大花園的經驗證明了隔離措施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是為「滅」。「沙士」一疫之後，醫療衛生當局總結經驗，提高了警覺，做足了預防措施，也部署了各種應變措施。時至今日，「沙士」已再不是市民最關心的問題了；是為「道」。 第二個例子是香港過去經常出現的「山泥傾瀉」問題。香港約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屬於陡峭的山坡地。夏季雨量充沛，颱風更經常帶來連場大雨，造成每年數百宗的山泥傾瀉事件，導致人命的傷亡；是為「苦」。科研人員發現：大量雨水滲入土層，令土層軟化，是斜坡失穩的主因；是為「集」。把雨水及地下水排走，並用泥釘或護土牆加固斜坡，將會大大減少山泥傾瀉的風險；是為「滅」。有見及此，政府的「土力工程處」過去多年來進行了大量的斜坡加固工程，設置排水系統，裝置泥釘及修建護土牆等；是為「道」。事實上，香港近年已很少出現導致市民傷亡的山泥傾瀉事件了。 生活裏的其他問題，亦同樣可以用「四聖諦」的方法，按部就班地去解決。 周日念佛晚會：誦念《阿彌陀經》 晚上 7 ： 00 周日佛學講座：《地藏菩薩本願經》 上午 9 ： 15 禪修課程：行禪、坐禪、誦念巴利經文、講課、分享及迴向 以上地點：香港跑馬地山光道 15 號 講座：天台止觀懺悔法 彌陀佛七 張華﹕〈資訊時代的佛學發展──東蓮覺苑建立全球佛學聯網〉 東蓮覺苑《明覺》特刊編輯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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